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大刀阔斧的改革家，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就是他首倡的，不仅如此，老范在戍边过程中，军事上也多有建树，最终使雄心勃勃的西夏人在边境上终无所作为，使宋夏恢复了和谈，危如卵翼的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为大宋子民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代的大儒在论及宋朝人物时，多以范仲淹为第一。

今人知道范仲淹，缘于他给后人留下的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阳楼记》，以及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为一个北宋时期的官僚代表，能有这样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实在是难得，简直可以媲美国人今天挂在口头上的“为人民服务”了。即使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其生前死后，也多遭人毁誉，有关范仲淹的这段公案出现在北宋梅尧臣所作的《碧云瑕》一书中。

文中的范仲淹与我们熟知的那个为政清廉，刚直不阿，体恤民情，力主改革的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判若两人，原文这样写道：范仲淹喜欢结交群小，这些人为其摇旗呐喊，又善于笼络一些小有名气的人为其羽翼，故而声誉日隆，在其结党营私下，一步步走上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官拜参知政事(即宋朝宰相)。宋仁宗即位后，对于手下大臣非常熟悉，也知道范仲淹并没有多大本事，颇有些瞧不起他。为了考察范仲淹的能力，皇帝天富亲自给他下了一个套，私下里让其面赠治国方略，看看他究竟有无真才实学。范仲淹以策论进献皇帝，果然言之空洞，一无所长。皇帝御览之后，冷笑数声“不过老生常谈，官样文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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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下令范仲淹把中枢位置让出来，把他贬谪到河东任陕西宣抚使，此后多年不曾起用，其先后辗转邓、青、杭三州任地方官，范仲淹在地方任职期间，专事野游(古代驴友)，不务正业，其执政方略实在荒谬可笑。之所以落魄到如此地步，是因为他自认为做了国务院总理(执政)以后，皇帝讨厌他平日做派，所以不再招揽群小，笼络名士，没有了这些人的鼓噪呐喊和想办法出主意，其不学无术的丑恶行径得以完全暴露出来。

说实话，习惯了青史上范老的正人君子形象，猛然看到这段文字，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不会吧?老范同志竟然在当时同为名臣、诗人、文学家的梅尧臣眼里会是这样一个猥琐不堪、不学无术的官场混混，这还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为治世之能臣的范文正公天富吗?俗话说，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在《碧云瑕》这本宋人笔记里还有更猛的暴料，说范仲淹少年时代家庭非常贫困，为了摆脱困境，颇有心计的小范结交了当时财大气粗的官员范仲尹并自命为其族弟，互为援手。范仲淹在及弟中举之前，本名朱说，自此改朱为范。后来做了谏官，因攻击当时朝廷的重臣吕许公而获罪，范仲尹也遭到贬逐。范仲尹因为在宰相衙门探听消息，私下透露给范仲淹，因此手握重权的吕许公将其贬为最低职级官员，仲尹自此家道中落。此人原本非常富有，但已经被范仲淹挥霍无度给糟蹋光了，自范仲尹贫穷后，范仲淹再无接济之心。

梅尧臣何许人也?竟然对范仲淹如此鄙薄，象这样触目惊心的攻讦之词竟然堂而皇之的流传于世上，且范文正公的后代们也不以为忤，要知道老范了得，他的儿子更不是孬种，老范的儿子范纯仁天富后来也做过当朝宰相。梅尧臣，字圣俞，人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诗人。与范仲淹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二人并没有同朝为官，梅尧臣一直做的是主簿、县令等低级官职，直到50岁时才被宋仁宗赐为同进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职三品，相当于现在的部委副部长)，并参与编撰《新唐书》，此人为人诚厚，为官清廉且亲民惠民，在地方任职期间很有政绩，其诗词创作亦具有极高声望。梅尧臣入值中央时，范仲淹已经因新政失败而被免职贬入基层任市长一级官员。按照梅尧臣人品与行事风格，似乎不该与范仲淹这位在朝在野都有极高声望的名臣发生龃龉，更有可能的是两人应该惺惺相惜才对。

难道事出有因?果然，《碧云瑕》一书流传在世面上时，宋人王(钅至)就曾经为梅尧臣和范仲淹打抱不平天富过，王认为此书是当时无良读书人魏泰伪作，这个叫做魏泰的读书人，从小喜欢斗勇逞强，曾经在考试时因对考官不满，拳脚相向，差点把监考的老师给打死，按照大宋律法，此人终身不得被录用。但这个人喜欢博览群书，很是有些小聪明，善于用歪点子故而“邪才横溢”，尤喜欢伪托当时名人作书(此人和当今借名人作伪书的三流作家们行径如出一辙)，曾经假借武人张师正之名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等，所以王(钅至)认为《碧云瑕》一书为魏泰伪作，魏泰以个人的喜怒而诬蔑陷害前贤，假名梅尧臣，毁及范仲淹，因此天下人皆不服也。王(钅至)还认为，当时的范仲淹与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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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梅尧臣(梅是欧阳修推荐给仁宗的)同为朝廷效力，政见虽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交往，然梅尧臣之后，其子孙再无做官者，似乎是因为与范仲淹政见不同而导致梅的泄私愤，所以魏泰借假梅尧臣而欺世盗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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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说法很快就受到了宋徽宗时代的文人邵博质疑，邵博在他那本后世流传甚广的《邵氏闻见录》中说，王(钅至)的出发点是好的，假如此书真是魏泰所作，那么范公可以免受不白之冤，而梅尧臣也可以不失为君子。但是因为梅尧臣很早就认识范仲淹和欧阳修以及文彦博等人，并且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不相上下，唯独梅一直没有发迹，不能排除他没有怨恨之意，我这里有诗为证，梅在范仲淹死后所写的那首《闻范公讣诗》中写道：“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俱。”邵氏接着写道：“夫为郡而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佞，岂所以论范仲淹?尧臣之意真有所不足邪!”，邵氏言之凿凿此《碧云瑕》一书就是梅尧臣所作。

孰是孰非?到底当时是谁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泼粪?后世史学家有过定论，认为魏泰是北宋诬蔑小说的代表者，《碧云瑕》一书应该确认为魏泰假借梅尧臣之名伪作。但笔者总认为这个结论下的有些仓促，也不足以理服人，而王(钅至)所言亦为孤证。当然邵博也是一家之言，运用的是逻辑推理的方法，也并非完全让人信服。然在后世稽录的野史书目和古代小说目录中，《碧云瑕》的作者梅尧臣赫然在列，这就说明梅魏作者之争，“版权”归属在史学界仍然有着较大分歧。天富

看似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了。笔者倒是倾向于《碧云瑕》一书极有可能就是梅尧臣所作，不能因为魏泰一次、两次、三次作伪书，就定性第四次一定就是此人借假梅之手而作《碧云瑕》。假如早就有人考据无误的做出准确定性，那么此后元、明、清所录该书就应该还梅尧臣清白，而标注上魏泰之名，可是恰恰相反，没有哪位编者为梅尧臣做出平反的举动。其次，梅尧臣虽与当时名宿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兴趣相投，但政见却完全不同，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而欧阳公和梅氏天富是保守派，政敌之间的相互攻讦司空见惯，依欧阳修个性做不出来，但梅尧臣未必就不会做。再者梅的经历很有可能让他对范仲淹相当不满，范时为执政，却不能在政治上提携梅，直到范被贬黜，欧阳修才将其举荐给皇帝，而此时梅已经五十岁了，这个年纪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心中这份懊恼和不满早就已经郁积已久了，再看看两人后代间的差距，范的几个儿子在仕途上都是一帆风顺，最有名的儿子范纯仁后来做到了宰相的职位，而梅的后代却不能靠其荫佑，再无出头之日，这就是邵博所说的原因之一。还有，从范仲淹死后梅的表现来看，梅尧臣对范仲淹是不太恭维的，内心里也是不大认可的。还有一个文人间的潜规则作祟的原因，记得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那段公允而有名的评价，“古怪的模范官僚”，梅尧臣不是吗?虽然他在任地方官时对当地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文人相轻的毛病绵延中国历史几千年，未必就不会出现在“古怪”的官僚梅尧臣身上。当然这是老蔡俺的一家之言，尚需要史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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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的说，梅尧臣也好，魏泰也好，对于范仲淹的诬蔑和泼粪举动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范仲淹两岁时，时任徐州当地驻军司令秘书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姓朱天富的村民，范仲淹也改叫朱说(悦)，长大后有出息了才换回自己的姓名，在范仲淹贫穷时，是一个叫做范仲尹的中层官员接济了他，此后范被皇帝仁宗赏识而平步青云，直到当上宰相，在入仕的过程中，范仲淹不乏结交一些对他有用和有过帮助的人，谁还没有几个智囊呢?于是这件事就成为了政敌们攻击的口实，比如当时的著名人物王安石就曾经批评过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当然范仲淹绝不是一个尸位素餐不学无术的官场老油条，相反他雄才大略，一心想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上疏仁宗的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国家弊政，也拉开了庆历改革的序幕。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我注意到，范仲淹对吏制改革可谓苦心孤诣，他提出“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和“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这就自上而下杜绝了一些依靠举荐和沽名钓誉之人攀升仕途的希望，触犯了象梅尧臣这样来路不名又非常难堪的人和王安石这样以退为进的人，难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而古代文人货与帝王家才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而梅尧臣一生科举无望，直到50岁时才被皇帝赐了个同进士，这种难言之隐，绝非一洗了之那样简单，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简单而特殊的原因，而招致了北宋时的大才子梅尧臣萌发了对名臣范仲淹的嫉妒羡慕恨，而不惜矫作《碧云瑕》一书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历史的真实有时让人意想不到，或许本来就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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